我的中国之旅---解读奥运“鸟巢”

Arthur Lubow

赢得一项设计授权与把这个项目真正建起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国，作为排头兵的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也在艰难的学习当中。
参观完北京的国家体育场工地后，感觉好象在21世纪重温中国长城的建造过程，将在2008年奥运容纳9.1万人的碗形观众席部位已经被灌满了混凝土，钢梁和钢柱的起吊和焊接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超过90米高的大型吊车吊着350吨的钢钩件编制着一个钢铁的花篮（中国人将其称为“鸟巢”）。这些由吊车吊着的钢钩件就象吊在鸟儿们面前的虫食儿一样来回摇摆着，24根硕大无比的主体柱（每根都有1000吨，这可比一个传统的体育场所需要的重多了）完全随机的摆在空地上。
“对于建筑师来说，中国是一块梦想大陆”预算专家们嘲弄道，根据2004年Architectural Record杂志的报告，中国人消耗着全世界54.7%的混凝土和36.1%的钢材。饥渴的建筑师们被中国无所不在的机会吸引着，不过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这个负责设计国家体育场的瑞士事务所并不需要鼓动经济增长，那是些他们无法掌握的复杂工作。吸引他们来到中国的是那些大胆的项目机会，他们可以为那些毫无畏惧跃跃欲试的人们做出贡献。“他们是如此的开放，在古老的传统中有神奇的彩陶，穿孔的玉和各种奇石。现在的人们受到鼓动纷纷去尝试那些愚蠢和放纵的设计。在好的或是不好的品味之间，在简约和烦琐之间完全没有区隔，北京的体育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没有任何事会令人惊讶。”
奥运激起了中国的帝国冲动，人们想用各种必要的手段来影响世界，而对于那些关心中国发展的西方观众来说最有趣的是中国的这种姿态。MIT建筑部门的负责人，Yung Ho Chang说“人民开始关注他们会得到什么？”有一点非常肯定的是：他们想要展示经济成就，但是他们知道库哈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想要得到什么吗？也许他们还并不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具有某种革新情节的外国建筑师也同样一无所知，“就好象面对面的两堵墙”赫尔佐格说，“你根本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动力。”那些负责对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做出回应的官僚们和那些想要掌控市场的明星资本家们共同作出了突然的决定，而决定的理由则显的苍白而且缺乏说服力。
当我一年前开始关注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在中国的工作时，他们的事务所在那里有6个项目，而当我6个月前打算开始报导时，只有两个项目有所进展---北京的国家体育场和一个外地的小亭子。中国不仅仅是一块梦想大陆，也是一块打碎幻觉的地方，我给德梅隆开玩笑说中国让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他笑道“不仅仅是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很多次他对是否能建成这样的体育场感到过绝望。他在中国的经历可以分成两条线“建筑设计和项目进程是两条不同的线，偶尔也会有交叉”就象是整体战略和政治进程一样，两者平行地展开，既有趣又让人担心，好象这个项目随时都有可能从他的指缝中溜走，或者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碎片而消失。
中国式的变革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从袖珍而稳定的瑞士来看有些令人眼花缭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来自这个以保守的银行业和精准的制表业而著称的国家，他们7岁开始就是同学，在瑞士腹地巴塞尔组建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建筑事务所。第一个使他们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是对他们自己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进行了精美的装饰和细节的改进，用建筑师的话来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采用不同寻常的“皮肤”（类似钢条编织物或是有照片效果的碳酸聚合板）来对原有的建筑立面进行覆盖。两位合伙人开始寻找非传统的建筑外壳，因为在钢铁、玻璃和混凝土的现代建筑世界里这还是一块处女地，甚至在他们因第一个较大尺度的项目2000年开张的伦敦泰特当代美术馆得到公众关注之前，他们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方盒子结构，而采用拥有丰富建筑语汇的华丽外表，既充满想象力又相当冷静和克制。国家体育场可以说构成了他们这种逻辑系统的一个交汇点，由钢条编织而成的外立面既是骨骼又是皮肤。
由于被在中国工作的可能性所刺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2002年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出击，在得到了CCTV中央电视台的设计竞赛邀请后，德梅隆去请教他的朋友，Uli Sigg,一个热衷于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瑞士大使，而再三考虑后，Sigg又把他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艾未未，一个在北京很有影响的艺术家，当Sigg让艾未未去问一下CCTV的这个比赛是否会是一个公平的竞赛时，艾回答他们说“不”，于是当时正被Abu Dhabi和莫斯科的项目缠得焦头烂额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决定不参加了。而当他们的对手库哈斯（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马蒂斯和毕加索）赢得了CCTV中央电视台的设计授权后，他们不禁有些后悔，因为如果他们参加，获胜的一定是他们。
国家体育场的竞赛任务书中提到了要满足一些特定的功能要求，除了提供比赛场地和观众席之外还强调了奥运会后的商业用途，包括一个可以在雨天合上的伸缩式屋顶，在奥运的战略开发期，北京市政府非常希望避免产生象雅典和悉尼那样在17天奥运会结束后发生的后遗症---要为庞大的维护和保养费买单。当然体育场的形象价值也很巨大，不论如何这却很难量化。当几个月前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设计方案受到挑战时，他们说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图纸施工，那么国家体育场对于北京就会象艾弗尔铁塔对于巴黎的意义一样，而他们最初都仅仅是临时建筑而已。
由国际评委对设计竞赛进行评审在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因为直到上世纪末才渐渐有外国建筑师在那里设立办事处，而在那之前所有的建筑规划都来自国有的地方设计院，速度和效率高于原创性的系统导致了千篇一律的建筑物。1983年开始，这些国有的设计院逐渐失去了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而转型成为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当然大多新建项目是从这里开始的。其中一些设计院享有启蒙者的声誉，艾未未向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推荐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就是其中的皎皎者。
当艾未未来到巴塞尔参加有关国家体育场的概念讨论时，中国建筑研究院的年轻建筑师李兴钢加入了进来，当他们来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办公室时，这些来自中国的特使发现为体育场设计而专设的区域里堆满了有关中国陶瓷、编织竹篮、玉石和青铜器的海报，如何才能找到新的方法把古老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一个现代的躯壳内绝对是一个智力挑战，这让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对其在中国的工作如此着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尽管大多并不成功。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建设大潮来临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决定所有大厦的建筑师都必须要向历史表示敬意，以至于全城的建筑物都被戴上了滑稽的故宫式样的帽子。“如果你想让方案获得通过，就必须加上这样的大屋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崔凯说，“这是一个连接现代与传统的最简单的方法”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决定采取一种更有趣的方法。
为了保持视线的完全，使观众席靠近方形的运动场，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东西高南北低的碗形结构，看起来象一个中式的竹篮或是花瓶，接下来是进行细节调整“两边高两边低看起来象夜壶，这太危险了会被刷下来的，”李说。他又提到这个形状有可能会被人误认成警察的帽子，“李关于中国人的想象习惯的提醒使我产生了疑虑，但是这种疑虑在几天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当我来到中国国家离岸石油公司总部时，另一个建筑师告诉我著名的西方设计事物所KPF曾经设计了一个很圆滑的建筑物，让人们联想到当时非常时髦的科勒牌抽水马桶，而有个想入非非的广告导演就以这为噱头在那建筑物的对面放置了一个抽水马桶广告。”李是对的，当我们在瑞士把它想象成商代出土文物时，在北京的人们可能完全没有这种有关高贵和愉悦的联想。
在中国绰号很重要，由外国建筑师设计通过评委评审而选中的在建项目中，位于天安门广场边上由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被人们不客气地称为“巨蛋”，而CCTV总部大楼则被人们想像成一个工作台，一个跪着的人或是一个多纳面包圈，OMA的建筑师们尽管很难受，还是不断强调在这美丽的书法后面所隐含的功能原由...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国家体育场看起来象鸟巢,这种象征还算比较积极,因为在中国鸟巢/燕窝是很昂贵的,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吃,抛开厨房的工作不说,鸟巢/燕窝还是一个自然的和谐产物。
说到体育场,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研究了一些基于实践而非象征的理由,任何项目都会有一两个主题,对于伦敦的泰特馆这个项目来说,当时的问题是这样把巨大的工业空间和塔状的涡轮机厂变得让人喜欢,对于体育场来说,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能够与可伸缩屋顶相结合的而又不过分张扬的方案,为了遮挡支撑大屋顶的两排巨大的平行梁,建筑师编织了一个十字交叉的钢网,从美学角度来说，他们把这个内部相互交织的钢铁编织物比做有裂纹的宋代瓷瓶,或者明代的木窗格.为了解释这些作为结构的钢条将怎样构成可见的外形，在竞赛文件中使用了”鸟巢”的比喻，即支撑这一形式的结构枝杆全部暴露在外并且没有任何装饰，当需要进行遮盖时，观众席上面的屋顶会象鸟巢中的草和叶子一样铺满，体育场看起来象个鸟巢,大家都喜欢它,尽管这个比喻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并不是建筑师的初衷,但建筑师们认为没有必要纠正这个令人开心的误解。
当李兴刚拿着体育场的模型来到展览大厅看到其他竞争对手的方案时,他对自己说：“我们肯定赢”,结果不出所料，评审专家们(包括库哈斯和著名的法国建筑师Jean Nouvel)宣布获胜者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这次胜利就像亮起的绿灯一样驱散了到处弥漫的黄色迷雾。
在中国进行建筑上的创新还是一件新事物,有抱负的建筑师们必须超越不为人们所知的挑战,流行的说法是尽管大家思想开放,却被经常变化而又缺乏连贯性的规则所约束, MIT的Yung Ho Chang说”我们的系统还不够完善, 我们有最前卫的节能规范,但是结构规范却至少落后了十年, 政府官员们常常轻易地做出例外的决定,他们认为每个项目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必须突破规则的束缚，而不是你的束缚。
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一个著名建筑师的注册号码会使这一幢建筑因贴上设计师的标签而显的尊贵,这是一种比购买路易威登牌皮包和宝马牌汽车还要奢侈的新时尚”一个较了解建筑的成功开发商潘石屹说”过去人们还在争论是否可以把前卫艺术和商业融合在一起,我认为前卫艺术的价值一定会被市场所接受,这如同毕加索的绘画作品,以前也曾经是前卫的艺术,而现在则价值连城。”当然由著名的建筑师基于戏剧性的热情而进行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在西方也同样存在,主要集中在公共研究机构,特别是博物馆，而且主要是为了少数明星而进行的尝试。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中国建成的第一个项目是那个为浙江金华新区公园而设计的混凝土小亭子,它是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完成的,类似于砖墙上的孔洞扭结在一起,建筑师们是如此喜爱这个小亭子以至于他们又为巴塞尔一个博物馆设计了一个垂直的木结构版本,通过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电锯机器人切割而成,这个“金华结构2号----垂直”展品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第一次通过数码的方法,完成从概念方案到实施的过程。对于金华的公园来说建筑技巧与众不同,为了让当地工人可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混凝土预制,巴塞尔的办公室专门准备了剖面图---每隔10厘米就有一个横切面和纵切面,然后传真给金华,完成后的深红色混凝土结构边缘粗糙,有些开口也没有按图纸灌制,不过没有关系,这个亭子看起来强壮而且原生态，和它在巴塞尔的同胞兄弟所不同的是”金华结构1号”可以被自由地攀爬,而金华结构2号则在展位旁边用两种文字标注着：“不许触摸”。
除了以上的失望,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说他们并不后悔接受这些冒险的项目,我宁愿亲自体验,而不是先问许多的问题,由于过分小心而错失了体验的机会，德梅隆说:“当你面对着不同的文化时,你可以把新的体验融入到你自己的工作当中,我们的梦想是发现新的方法来发展建筑科学”不过艾建议他们不要再接受中国的项目（当然艾并没有与他们共同分享这种充满禅机的体验)“我真是失望”他说:“如果不是国家体育场,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项目,国家体育场受到了不可变更的日期限制,不能够被随便地取消, 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持续参与却越来越不确定,当瑞士建筑师第一次在评委面前亮相后,公众便有了一个参观由13个参赛作品组成的展览的机会,并可以留下自己的意见“上千人参加了投票,这是一种展示透明度的方法。”作为首规委的代表与库哈斯一起在哈佛学习的建筑师Hang Yan说,她组织了体育场的设计比赛,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必须重新等待公众的召唤,他们相信这一召唤会来自国家政府,李兴刚和他的同事整天都呆在展览上,向观众解释这个项目的设计,并且发送他们的设计照片,“这就好象一场选举秀”李说,Sigg和艾指导他工作到深夜,然后他出现在CCTV一个收视率很高的早间谈话节目中,“这是一场人民的奥林匹克,我们必须赢得公众的认可”李说,否则政府很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没有外部的监控,则很难测算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不管怎样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以及一个西方的工程公司Arup组成的联合体最终获得了胜利，尽管利润有限, 2003年4月事物所接到正式的通知说他们获得了设计竞赛的胜利。
经过了专家评审以及一次公开的选举.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焦急地期待着,政府进行了另外一次评审来选择私营财团负责出资42%签定施工合同,同时获得奥运会后30年的运营权,最后确定由大型国有企业中信集团负责领导，和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共同进行资金运作,中信一直以来与世界最大的建筑事物所HOK合作(尽管他们在这个竞赛中失利)并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 对于德梅隆来说HOK似乎想在最后关头,通过一系列用更成熟的经验和更低廉的价格的承诺来攫取胜利的果实。“那真是非常紧张的时刻,”他说,为了争取到城市管理者的支持德梅隆找到了一向很有主见的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Li Aiqing, 他说德梅隆夸大了设计所受到的威胁, “皮埃尔德梅隆太孩子气了,”他说：“他是一个艺术家,我喜欢他,他担心如果HOK接手设计工作,他们会改掉原来的设计,但HOK不会那么做,我也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我跟最高领导说由于法律,政治和商务方面的原因这是不会发生的,我向政府报告了这件事,而政府支持我。”另一方面他也建议德梅隆缩减设计费,尽量有效地利用建设资金同时加快进程,经过核算建设成本27亿元人民币这是在西方建造类似项目花销的十分之一,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设计费是1.7亿元人民币---或者说是建设成本的6%,这可比他们在西方的要价低多了,而且这笔设计费还必须与中国建筑设计院以及Ａrup公司分帐，（其中中国建筑设计院占25％，即四千万元人民币）．
“一年内，我来了１４次，甚至在ＳＡＲＳ的时候也是这样，”３月份德梅隆在北京跟我说：＂这样做非常必要，对于中国人这是一种自信和彼此尊重的表示，他们不愿意只跟幽灵或是名字打交道，他们想和你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在财团进入负责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签定有关体育场的合同前，他们进行了６个月的紧张谈判，为了能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完成任务，事务所完成了概念方案的深化，在紧张的较量中，“没有行动也会被认为是一种行动，这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德梅隆说：＂我们没有签定任何合同就已经开始一起工作了，这是一种冒险，我们能得到合同吗？如果没有合同，我们就没有钱，这非常危险，但我知道时间也是一个因素我们干的越多，只要还没有被排除在项目之外，形式就会对我们越有利，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他们了。”终于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合同签了下来。
在中国有两种节奏，慢板和快板，每当速度突然加快时，就会有些不和谐音，一再的延期终于结束了，业主想要马上开始施工，德梅隆被叫去参加１２月２４日的开工仪式，＂我说我来不了，因为现在是圣诞节，我要和家人在一起，就象中国人在春节那样，可他们说，＂２４日在中国的农历上是个吉日，你一定要来＂于是他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太太满怀歉疚地飞往北京，没有人迎接他，当他来到体育场的工地参加这个仪式时，自己去拿了一把铲子，加入到了来宾的人群中，这时一个女保安推了他一下，＂我说我是建筑师”但是她听不懂，他又重复道：＂我不需要铲子，但是我是为此而来的。”我想被从那么远的地方叫来而不参加活动，显然是太不礼貌了，然后仪式就结束了。
一个月后，由于施工进度的确定，危险的是尽管这些国际著名的设计师冒着声誉破产的可能来到这里，但他们的设计却还是会被突然推到一边，因为这些名字在这奥运主宰一切的形势下能有多强大呢？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们还在猜测他们早先提交的图纸是否已经得到批准时，推土机已经开始搬运泥土了。“他们每天都需要新图纸＂李兴刚回忆说：“对于整个设计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困难时期，这时北京的市委书记刘淇来到工地参加了现场会议，施工单位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图纸，我站起来说，我们已经提交了所有必要的图纸，大家应该相互配合，刘淇听明白了。”
在２００４年的春天，两件大事直接导致了进度的减缓，第一件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接掌了国家权利，中央政府开始置疑２００８奥运项目是否太昂贵了，同时开展了一次财务大检查；第二件事５月２３日巴黎机场侯机厅发生顶棚跨塌事故，四位死者中有两个是中国人，这一侯机厅是由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他也是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师，体育场的施工暂停了６个月，５月底这一昂贵的项目经过专家小组讨论后被要求减少预算，同时提高安全性。
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渐渐露出与众不同的外壳，并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最高权利的敏感地带，它燃起在建设领域中人们对外国人的敌意，因为他们获取了令人垂涎的国家合同，这种愤怒的情绪不断地传播，终于因为一封由院士联名写给温家宝的信而浮出水面，对所有这些前卫设计提出了有关安全和健康方面的置疑：“在由Ｈuang Yan组织的体育场评审会上，工程专家建议改变体育场的结构体系，以减轻那些用钢板包起来的大型混凝土梁柱所承受的重量，同时也会降低造价和施工难度，而不幸的是这几乎改变了这一项目最初的任务书中所表达的意图。
德梅隆从他的合伙人那里听说,建设成本被缩减到24亿元,用钢量被消减到4万吨,考虑到技术的可行性,如果建筑师还要无视建设成本的话，那么这项任务真的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如果真的消减了这么多的预算，那么你只能放弃一些并不那麽重要的功能构件,” 德梅隆说“这好象是有一只大象在房间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屋顶上----可就是没有人敢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想要取消那个可伸缩的屋顶，那真是太危险了,因为任务书里就要求有一个可伸缩的屋顶,我们耐心地提出各种选择,但是没有一种能够满足要求,”这真是 一次非常难得的个人体验，但和其它的类似体验一样,令人感到疲惫和痛苦，“我是那种努力寻找解决办法的人，你把问题告诉我，德梅隆来帮您解决,如果客户说太贵了,不能在现有的规范下实现它，或者说想要混凝土的而不是木头的,这时我总会找到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在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次挑战。不仅作为建筑师而且作为一个人,都是一次考验,因为在我的竞争对手里面总有些专家想要误导你,捉弄你,他们从来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只是和你做游戏。
时间在慢慢流逝,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政府方面的人来请他取消那个可伸缩的屋顶,这决定节省了1.5万吨钢材，整个外形将显得更为优雅,另外除了可以节省将近4亿元，同时也节省了施工时间,特别是在停工6个月后这个问题变的严峻起来.李说他耽心如果保留这一屋顶是否能够按时完工,当我在3月底问德梅隆是否也这样认为时,他说:”如果你以前这么问我,我也许会说这是个问题,可是当我今天上午去工地查看了他们11个月以来的工作成果后，我认为真是太神奇了,因为他们可以做到那些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被要求提交工作汇报,涉及到他们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他们无法分解他们的事务所,而所有重要的设计都是在巴塞尔在他们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为了推进和控制项目的进展，他们的合伙人Mia Hagg 2003年秋天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任务是回答那些经常会阻碍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的致命的问题：“中国人会怎样想呢?”
德梅隆在3月份前往北京访问的3天内,见到了事务所聘请的当地建筑师,这时项目进度已经过半,钢结构和混凝土碗形基础已经基本成型,在两者的缝隙中建筑师放入了一个旅馆、一个购物中心、一个会议中心,还有一些经常性的开放区域,“我们认为这一项目的优势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自由空间,它是完全为了生活而存在的的空间’’ 德梅隆说:“在北京即使在严酷的天气时，人们仍然会使用公共空间跳舞打牌---这一点与德国和瑞士不同”在红色的混凝土和银色的钢铁之间,他看到的是永不落幕的嘉年华会。
大部分契待解决的问题都与体育场的室内设计有关,建筑师们做了一个灯光模型和瓷砖样板,其中一个最精致的模型是关于一个波浪型的墙体的剖面被厚厚的红色丝绸所包裹,作为贵宾接待室的墙面。
“我们有许多贵宾,”项目的设计经理Tobias Winkelmenn解释说: “在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仔细地调研后决定,只保留两种高级贵宾室,这些高级贵宾通过地下入口乘车进入，而沿着外圈景观带的区域是普通贵宾区需要自己步行到达,普通贵宾的数字在不断地增加，而在奥运会后这个数字又会大量缩减,现在普通贵宾区可以容纳多达1.1万人。 Winkelmenn轻轻翻动着一本图画书，看着其中一个接待室说：“这是南京体育场的标准接待室”德梅隆很仔细地审阅了那照片：“这只是一个标准的U型中式布局的会议室。”那种环绕中心点的对称布局明显地体现了人们身份的差异，使人联想起皇帝上朝的气势，至少在北京人的思想深处多少还保有着这样一份思维习惯与矜持。
在讨论中德梅隆经常会打断讨论问道：“中国人会怎么想？”然后北京办的建筑师便经常给他们一些刺耳的答案。后来他们对那个红色的丝绸墙面提出质疑，一个中国建筑师说：“对我来说这很奇怪，这个设计太西化了，如果我们把它弄到墙上会显得太沉重了，我们一般不把墙面弄的过于复杂，而是让它保持中性。”当德梅隆向她保证他只是想听到最真实而坦率的意见时她继续说：
“还有这个色彩也有问题”
“是这种红不好，还是说根本不应该用红色？”德梅隆问她，
“在中国，我们不会把公共区域弄成红色”她回答说，
“可是我们的体育馆整个看台都是红的”这时来自巴塞尔的年青合伙人Stfan Marbach说，(当他开始参与体育场项目时还不认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中国对他不错)
“室外和室内是不一样的”中国建筑师继续说
“如果有些红色的东西，它会向你跳出来” 德梅隆说，当然在一个完全是红色的房间里，就完全没有必要再铺红地毯或是展示中国国旗了，“你知道吗，Tobias我们还是在中国以外的其它什么地方做这件事吧。”德梅隆对Winkelmenn说道：“这是来自于中国的影响力”
走在北京一个无名街区建筑的门廊里，没有窗户，我真的觉得自己好象一只栖息在历史抠纽中的鸟儿。由于举办奥运，中国真的使自己投入到一场向全世界展示其力量的战役中，了解到国内的建筑师暂时还不能接受这一挑战后，中国决定从西方进口最好的建筑师，年青建筑师们正在与西方大师们合作，并通过合作向他们学习，通过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外表相结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帮助他们提升了中国的建筑水平，甚至那些已被广泛传播的未建项目的方案设计也会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建筑设计院的崔凯说,他的同事李兴刚最近设计的一个建筑看起来很象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作品。
几年后，随着年轻建筑师逐渐成熟，外国的从业人员也许不再那么紧俏了，这种毫无保留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启蒙的阶段也许会非常短暂。
德梅隆问道：“下次来工地视察时是否可以感觉一下贵宾接待室的尺度了？”
“当然可以” Winkelmenn说：“当你走进这一区域，你自然可以感到钢构件与开口的尺度”
“可我们是瑞士人” 德梅隆反驳道“瑞士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建的第一个大尺度项目就是泰特馆里的涡轮大厅，那对于我们来说可是个大进步，那个工作有什么作用吗？我想是的，因为在那里你不会感到压抑，这个国家体育场也一样，采用了这麽巨大的结构而不让它显得压抑，我们选择了“鸟巢”的概念使它显得完美，而这对于贵宾接待室也是一样的。这里的空间很大，应该继续保持这种大尺度，但我们不想因为这个原因而使人感觉受到压迫，他说：“我也不太确定，那道墙面的装饰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德梅隆用欣赏的眼光看着那波浪型的缠满红色丝绸的模型，“这真的很美，”他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别的什么地方。”

dcb国际设计营 范思 译自 2006年5月21日纽约时报（记者Arthur Lubow）